为何“性”产业变得越来越隐秘？中国式娱乐休闲行业隐规则

 珠三角地区的娱乐休闲行业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产物，改革开放30余年，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城乡间、城市间人员流动密集，与我国港澳台、东南亚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同时，这个行业的发展也离不开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潘绥铭，1997；Ziteng，2000）。把其放入相应的社会脉络中看的话，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从业女性的经历、经验，把握她们赋予自己行为、生活的意义，看到她们的个人经验与理解中存在的差异，也能更好地分析她们是如何以及为什么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和语言进行微弱抗争，而非通过规模更大、形式更明确的政治或权益运动的方式。

1981年公安部颁布了《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开启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禁娼的序幕（潘绥铭等，2005b：195）。这是一个重要的文献，因其“直言不讳地总结了至今为止的禁娼理论的几乎所有基点”（同上：205）。该通知乃至其后的禁娼法规皆认为，卖淫活动是随着改革开放，外国与中国港澳台资本涌入带来的腐朽之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容不得这样的现象的。

卖淫、嫖娼给社会主义中国抹黑，是一个严重的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而在当时的中国，“地方反坏右”的思想仍然占据主流，因此这还是一个阶级问题，卖淫女性可能是受到了坏人、流氓分子的引诱唆使而失身失足，再往后发展，她们也被认为是贪图享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道德堕落者。卖淫现象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尚，腐蚀人们的思想，危害社会安全和稳定，有损国家脸面和声誉，是要被坚决打击和消灭的，不能作出任何的让步和妥协。

1983年我国第一次对卖淫、嫖娼实行“严打”，自此，各地纷纷出台法令法规，禁娼进入如火如荼的加重处置阶段，对于卖淫、嫖娼者的处罚与“引诱、容留、强迫妇女卖淫”者一样有强化惩罚的倾向（同上：210）。全国范围内的“扫黄”行动每年不断。90年代以来，有关法律法规持续加重，对卖淫、嫖娼行为采取收容教育和劳动教养手段处理，最长可达两年（同上：215）。之后，禁娼工作重点从“扫黄”转到“打非”，重点整治涉及娱乐、性产业的黑社会组织和犯罪集团；警察内部的纪律问题、执法人员的执法准则、卖淫场所整治等都成为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但无论如何，禁是基调，道德评判是主调，相关人员被妖魔化，在相关法令法规里，他们的道德败坏行为必须得到惩罚和教育。 但在现实中情况是否如此呢？广东的娱乐业一直较为发达，其禁娼工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一直是“最早、最狠、涉及面最广”的，潘绥铭曾将广东的地方法规与中央法规做过对比，发现其比中央法规更严更超前，比如，它是全国率先提出“包养暗娼”概念并对其进行惩罚的省份。

但禁娼30余年来，在层层打压下，广东的性产业依然颇具规模，而且发展迅猛，甚至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在珠三角地区，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性产业在一次次“扫黄打非”运动与整治中发展出独特的形式与特点。 首先，该产业形成了高度隐秘的态势，隐藏于娱乐、休闲、旅馆业甚至饮食业等行业外衣之下。当然，“隐秘”的程度随着性产业的发展而降低，一些歌舞娱乐场所会提供色情服务。

但我国禁娼的法律法规，导致其存在形式多样化，不像很多性产业部分合法化的国家和地区，如荷兰、英格兰、泰国、美国部分州、中国香港等，以公开的“成人情趣店”或“红灯区”形式存在。从业女性的身份也较为隐秘，她们可能是“公关”、“部长”、“服务员”（如在KTV和休闲会所中）、“发廊女”或按摩女，也有可能是学生甚至是“老婆”，在半涉性或涉性行业中提供相关服务。

其次，由于其隐秘性质，休闲娱乐业中的从业人员处于较为分散的生活、从业状态。除了上文提过的那些休闲娱乐场所外，街头、住宅小区、宾馆等都可能成为提供性服务的地方。他们居住也相对分散，大多数人都在城市各处租房住，较少形成集中或成片的聚居点。“红灯区”的形式在我国并不常见，但在某些时期我国西南和珠三角的某些地方也曾存在过颇具规模的“红灯区”，与荷兰或伦敦苏豪区等较为著名的“红灯区”不一样的是，我国所谓的“红灯区”是夜总会、发廊、桑拿按摩馆、休闲馆、KTV等娱乐场所集中聚集的街区的别称，而非形式明显的情色商店、成人性店或脱衣舞秀场等。后文将会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再次，性产业中的从业人员都是高流动性的。“流动性”首先指的是他们工作场所的稳定性。同一拨人在不同时段可能在不同地点工作，哪里有客人就去哪里。我在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也曾目睹一家KTV的妈咪电话通知另一家歌厅说她们的场子里缺少小姐，于是另一家的小姐们匆匆赶至。而为了更好地隐藏，小姐和客人交易的地点也不固定，通常在夜总会或歌舞厅里见面之后，他们会谈妥要干什么、多少钱，如果要小姐出台，他们会另择地方，比如邻近的时钟酒店等。夜总会或歌舞厅附近通常都会有这类小酒店，有些场子则在同一栋楼的楼上设置酒店房间以方便交易。流动性的第三层意思是指性产业中从业人员流动人口的背景。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以外的其他省份，到广东后因老乡关系互相介绍从一个地方换到另一个地方，从一家营业场所换到另一家的情况也很常见（黄盈盈、潘绥铭，2003：13-15）。珠三角地区性产业从业人员的这种流动性是相当有特色的，女性流动人口是性产业中的主要劳动力，那么因流动而产生的变动和不定性就决定了这个地区性产业的一些特征，比如，行业内的高变动性与人员的高流失比例。这也是流动性所指的第四层意思——很多从业者将此作为一份临时的、短期的“工作”，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